当打之年，歌手“隐退”

在刚刚结束的湖南卫视大屏共享会上，《我是歌手》节目的总导演洪涛宣布《歌手2020》将是《歌手》系列的最终季，2021年就不再做了。

为创造音乐而生，如今《我是歌手》却走到了终点。和隔壁开播毫无声响的《中国好声音》一起，老牌音乐综艺的命运，让人唏嘘，又无可奈何。

《歌手》八年，有专业受众的视听疲劳，也有大众审美的普遍倦怠。赛制上的小修小补，加上歌手本身的乏善可陈，都让这档红极一时的综艺失去了原本的光亮。

这些年，《我是歌手》总在不停地摇摆。一边找自己，一边迷失。想要保持新鲜感，想成为创造音乐的先锋，注重风格标签与辨识度，甚至不惜发掘优质小众的音乐以独领风骚；一方面它又迫切需要掌声和流量，让节目作为一档当红综艺当之无愧。

“我在寻找什么，一个灵感，一段旋律，还是一首歌。我在寻找什么，更多的掌声，更大的舞台。” 去年，节目组为2000年出生的歌手克里斯蒂安·科斯托夫撰写宣传文案。这段文字不经意间投射出，一季又一季的歌手和他们的作品，其实充满了矛盾。

那些“不同寻常”的音乐人和他们的作品，无论精致，新潮，甚至高级，往往能被大众接纳的依然寥寥无几。不管多么有概念与意义，有没有被广泛认可与传唱则更为重要，从唱片的审美、歌曲演绎、竞赛比拼的角度，大众对于歌手的评判标准，依然是朴素的、传统的、单一的，也是不容易被轻易改变的。那些熟悉的面孔和熟悉的歌谣，又成为观众对歌手创新无能的质疑，这种评判既是苛刻而不公的，却又是残酷和公平的。

《歌手》，想做这个矛盾的音乐承接者，也终究在矛盾中消亡。互联网时代到来，版权市场被蚕食，流量当道，歌者求生。唱片业落寞后，歌手消亡在自我开创与闭合中，也消亡在时代的前进与反叛中。

《我是歌手》节目与它请来的歌手们做再多的尝试，看起来都于事无补。《我是歌手》，确实曾给少数歌手带来了职业生涯的春天，仅仅是幸运的少数。在《我是歌手》中，更多歌手想要表达的或是天真的、邪恶的、自省的、悲凉的、浪漫的、暴戾的故事，最终都没有如他们所愿地拔地而起扬眉吐气，只能继续默默无闻沉入海底。

这不是创造音乐的春天。囿于市场体制、资源地位、发展路线上的分明，流量明星比唱片歌手吃香太多。两者之间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条鸿沟既是显性的天赋异禀、业务能力、舞台表达，也是隐形的市场、资本、观众缘。

著名音乐人宋柯曾坐在自己开的烤鸭店里谈唱片业的运势与衰落，他笑称这本身已足够有趣。每个曾改变时代的音乐，有时候也隐喻了时代本身。属于歌手和唱片业的黄金时代，渴望，不可及。

北京商报评论员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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