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委会听取了各方面反馈后，采取了积极态度，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当然包括北京在内，都表示了愿为此作出各自贡献的积极态度。中央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势头和综合国力增强的情况，特别是受到我国国际威望大幅提高的鼓舞，也支持中国奥委会再次申办。作为响应，中国奥委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进行讨论。

第二次：众望所归

当时我还是中国奥委会副主席，自然也参加了会议。会上，上海方面的代表表示全力支持北京继续申办，而北京市人民政府也向与会代表表达了愿意全力以赴再次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意向。经过表决，全会一致通过由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决议，并立即启动了申办工作程序。

消息传出，顿时在国内外得到热烈响应，与第一次申办时的情形相比，这次的响应中更加饱含信心。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北京确实具备了成熟条件，中国决定再次申办奥运会，对于国际奥委会而言绝对是一个大好消息。

我经历了第一次申办的全过程，获取了不少经验同时也有不少教训。然而，我已离开了中国奥委会，仅有的副主席职位也因为我转向经济界而辞去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一位领导同志找我咨询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再次“披挂上阵”，参与申办工作。我简单思考后回答道：“谢谢领导还想到我。不过我认为，这次申办应有新面孔，让那些年轻的、能代表中国未来的新一代出现在前台。我确实老了，也许我的那些东西不再管用了，不宜再上第一线。不过我可以在幕后做些具体的实际工作。”因此，我进了申办委员会，但是没进申办委员会的工作班子。

直觉告诉我，这次申办成功的不确定性比较小，只要我们自己不出现大的失误，成功把握会非常大。结果一定程度上甚至不会被竞争所左右，而是一种众望所归。我与国际体育界从未间断的接触，坚定了我作出上述判断的信心。虽然在中国奥委会内不担任职务了，但我还是国际排球联合会副主席，每年都要代表国际排联参加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会议。同时我还是亚奥理事会体育委员会主席，因此接触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机会也不少。从我对来自各方面信息的分析，我感觉他们这次对北京的支持完全发自内心。我甚至有了这样一种提前判断：不是北京办不办的问题，而是北京应该如何办好？！汲取上一次申办的教训，我提醒自己不把个人的乐观情绪传染给任何人，以免过早抬高期望值。

对于又一次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动员和投入的力量更大，申办的班子从一开始就颇具规模，而且不断充实。在具体责任分工上，北京市与国家体育总局也比较明确。由于所处地位不一样了，我会在奥申委的会议上提出一些与主流看法不同的非主流意见，为的是让领导们听到不同的声音。

悉尼奥运启示录

与此同时，我还以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项目委员的身份，亲历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

悉尼奥运会的准备工作也是一波数折。申办的那个班子在成功后被整体取代，不是他们不愿意干，而是不让他们干了！其实这些人也没有白干，因为在申办奥运会的两年多时间，他们的工资待遇颇为不菲。而且，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也得到增值，后继申办奥运会的城市，不少都会以更高薪酬聘请这些“成功者”为他们效力。一般而言，申办一届奥运会获得成功后，总会出现一场有关奥运会实际操办的利益博弈，个中同样也会是成王败寇，负者离场。悉尼就是如此。

换了一批人后，悉尼方面原想继续采用纯商业模式运作2000年奥运会。然而，初始阶段他们即举步维艰，原因是内部的利益矛盾难以摆平。距离运动会开幕仅剩一年多时，财务预算上仍有近2亿美元没有着落。悉尼想寻求国际奥委会的支援，然而国际奥委会也不愿开此先例。迫不得已，悉尼的地方政府在关键阶段介入，任命了一个奥林匹克事务部的部长进行协调，这样才把筹备悉尼奥运会的分歧摆平。国际奥委会从中也得出一条经验：要办好一届奥运会，而且国际奥委会自己能少费心，只有依赖当地政府的力量！自那以后，国际奥委会一改之前“减少政治干预”的高调，对政府介入持双手欢迎态度，并把政府支持力度视作遴选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因素之一。

澳大利亚全国人口不过几千万，悉尼市的人口当然也有限。奥运会门票的销售一度成为主办者颇为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我在开幕式前6天抵达悉尼，入住的酒店就在奥运会的一个售票中心旁边。那里门可罗雀的情形，让我十分纳闷。走进去“打探”，被告知——除了开幕式和几场澳大利亚具备夺金可能的项目的比赛外，其他均有票可售。售票小姐还很礼貌地提示我，他们正准备搞点声势大一些的活动宣传促销，要买好票得趁早。什么促销活动呢？在悉尼市内的火炬传递，这一招还真灵。开幕式前三天，圣火到达悉尼，在市内组织了各种形式通宵达旦的传递，并配合街头和广场的文艺演出。经过这样一番造势，销售中心翌日排起了长龙，市民们争相购票。

悉尼奥运会在开始阶段稍显混乱，这也许是每届奥运会的规律。因为这样的大型运动会是人与人的互动，不熟悉的人与事，人与人之间必然会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问题在于，组织者的应变和处置能力如何。实际上，一般计划都会比较完备，你很难挑出什么毛病，关键在于终端的执行者。悉尼奥运会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上午，萨马兰奇主席要出席一个活动，出发的时间到了，萨翁的专车却没有到，等呀等，过了40分钟车还未来，最后萨马兰奇被迫取消了活动。我得知后感到非常奇怪，饭店门口那么多车，临时调谁的车一用不行呢？！执行者也许因为没有授权，不敢决定。这个偶然事件被引伸到整个车辆交通系统，在报刊上引发了广泛争议。组委会主席确实有点冤大头，人们往往严于计划疏于执行，这只能算是认识上的误区。我们要接受这样的教训。

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悉尼奥运会采取了特殊措施：凭当日奥运会门票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包括市内火车。这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举措。实际上，管理部门凭人们的觉悟，你上车进站，检票人员只是大概地看一下有门票没门票，也不去详细检看是不是当天的门票。我看悉尼人很自觉，还主动地说去看什么比赛，请验他手中的票。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

悉尼奥运会还遇到了一个突发事件。大赛前，媒体纷纷报道了预算超支可能造成的赤字如何弥补的问题。然而悉尼奥运会开幕后，澳元对美元的比值下挫，而且势头有些猛。为了保值，我们都急忙去银行把发给我们的澳元伙食费和生活补贴兑换成美元。这样一来反而“救”了悉尼奥运会组委会。原因很简单，国际奥委会电视转播权和市场开发给悉尼方面的分成是以美元结算的。悉尼奥组委最终收到的一笔“升值的”美元，足以补偿他们贬值的澳元的支出。据说，最后算账发现还扭亏为盈了！由此可见，办奥运会对汇率的可能变化不可不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