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的中国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我提出不再担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这不仅因为我年龄已过60岁，在这个岗位上干了近12年，而且我将离开体育界，担任中体产业集团董事长，从体育事业转向体育产业。屠铭德先生接替我担任了秘书长。

然而，我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在我漫长的奥林匹克生涯中，还没有当过奥林匹克圣火的正式火炬手。1998年日本长野冬季奥运会时，机会突然降临到我头上——我被邀请成为长野冬奥会在长野市的火炬传递手。与我一起去跑的还有罗志焕和叶乔波。听到消息后我大喜过望，立刻开始长跑锻炼。

1998年2月的一天，我们在长野郊外的一个城镇中传递火炬，我们这一段中传递的还有中国台北的一位演艺女明星。我们跑的是一段上坡路，每人1000公尺，我接叶乔波的火炬。到了接棒地点，我发现自己要与日本的一群坐轮椅的残疾儿童一起跑，他们由陪跑人员推着，而他们的父母家人则在沿途看着。接过叶乔波的火炬，我抢过志愿者推的一辆轮椅，推着一个5岁小女孩，率领着这支火炬队伍前进。我忽然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那支火炬我至今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美好的记忆成为我人生中意味深长的一页。

长野冬奥会后不久，我接到了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任命信，我成为新成立的奥运会项目委员会委员。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当时也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此后，我们时常一起开会，成为朋友。

项目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大项和小项的调整问题。后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定了个硬指标：夏季奥运会10500名参赛运动员，不得超过28个大项，小项维持在300个左右。首先进入委员会议题的是两个大原则问题：一是夏季奥运会项目能否在28个上限内有进有出，而不是只进不出；另一个则是以什么标准来确定某个大项可被列入夏季奥运会，又根据什么标准对大项之内的小项进行必要调整。委员会内半数人士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另一半则是国际奥委会挑选的专家。我就是以专家身份跻身这个委员会的。后来委员会还增加了运动员代表。

就在国际奥委会如日中天发展壮大之时，却爆发了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丑闻，迫使国际奥委会又一次进行大规模改革，在体制内进行自我完善。

对1999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申办期间的支出审计成为导火索，其间发现了以各种方式“特别优待”一些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账单，同时当时的申办委员会还用其他种种手段满足少数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额外要求”。这一事件被媒体披露后，国际奥委会主席不得不下令协助调查，并成立了专门机构处理这些有损国际奥委会名誉的“丑闻”。调查面越扩越大，后来竟爆出悉尼申办2000年奥运会过程中也有违法操作问题，不少人认为“北京是受害者”。

经过讨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主要根据事实处理相关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不过按照程序，给予有关当事人申诉和自我辩护的机会。而对于涉及到的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由于人员已有变动，并且准备工作均已启动，还是维持不变。

这次“丑闻”对国际奥委会打击沉重，世界舆论对国际奥委会负面声音不断加大。关键时刻，萨马兰奇主席沉着应付，充分显示了他处理公共危机的娴熟艺术。一方面，经过反复认真核实，萨马兰奇对违规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严厉处分，毫不护短；另一方面，他建立了一个包括基辛格博士等人参与的改革委员会，对国际奥委会提出了全面改革具体举措。多管齐下，萨马兰奇迅速化解了危机，国际奥委会回归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敏感时刻，中国奥委会主动给悉尼奥组委和澳大利亚奥委会去信，支持2000年奥运会在悉尼举行。这一及时举动赢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奥委会的高度评价。对悉尼的大度支持举动，提前为北京后来的正式申办加分。

2000年年初，中国奥委会听取各方意见，抉择是否应申办2008年奥运会。在我看来，2004年奥运会中国没有申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有城市申办2004年奥运会。1993年，他们为了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把计划中的申办意向推迟了一届，现在他们提出申办了，我们当然要表示支持，而不是与朋友“争利”。

我国一位领导曾对萨马兰奇如是说道，“2000年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没有给北京，那是你们失去了一次历史机遇。”在讨论是否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一次会议上，我曾向所有人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我认为现在是我们考虑再次申办奥运会的时候了，现在机遇最好，假如错过，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又一次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