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体育讯 吴经国先生向何振梁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情况。然而，运动员的交往仍由中国台北奥委会控制……

以我为主

1989年2月一天的晚上十点，我开始与李庆华秘书长会谈。他一上来显得非常轻松，问我道：“魏先生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吧？！”这样的问话让我有些不舒服，因为它不像是会谈，而是直接等待我们接受。

于是，我要求他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非用“中华台北”不行？李的解释是他们用惯了“中华台北”，我追问从何时开始，并紧逼一步诘问——你们在台北根本不用“中华台北”，又何言“用惯了”。我随后举出了一系列他们在国际比赛中违反国际奥委会决议的事实，并出示了证据。李庆华顿时哑口无言，只是一支接一支地闷头抽烟。

见此情景，我鲜明提出了我们的立场：首先是中国台北奥委会承诺完全无条件地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这是基本前提，否则讨论用“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没有意义。双方交锋了两个多小时，始终谈不到一块。我始终坚持必须“先得后予”，否则好像我们是来接受他们的条件。李庆华对此明显缺乏准备，流露出一副绝望的神情，不过我最后还是留了余地。我说：“今天我们只是交换看法，不作定论。明天上午，你可以面见中国奥委会何振梁先生，他是主席。”

次日，我们在香港启德机场见面。何主席除了重申应严格遵守国际奥委会决议外，同时表示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中华台北”称谓的条件以及我们在什么范围内保留使用“中国台北”的称谓。这样的表态，让李庆华秘书长松了一口气，答应各自回去研究，并约定几周后再次在香港会晤。

数周后，双方代表团在香港再度聚首会谈。中国台北奥委会答应保证遵守国际奥委会决议，答应大陆体育代表团在国际奥委会决议精神条件下也可去台湾访问，把“中华台北”名称的使用仅仅局限在比赛的正式范围内。在此前提下，我们同意他们来大陆访问，参加比赛使用“中华台北”的称谓。双方再无分歧后，顺利签署了协议书。这样一来，中国台北奥委会参加北京奥运会扫清了基本障碍。

根据在香港达成的这项协议，1989年4月13日中华台北青年体操队抵达北京，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由此正式揭开了两岸体育交流的篇章。1991年春天，中国奥委会代表团也访问了台湾。

1990年夏，北京亚运会基本准备就绪，第一次所有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40多个成员都报名参加北京亚运会，这是亚运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景。

送别刺头

就在此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突然为北京亚运会投下了阴影，那就是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突然出兵占领科威特。我们与亚奥理事会总部失去了联系。

这时有外电报道说，亚奥理事会主席萨巴赫亲王，也就是当时科威特埃米尔元首的八弟，为了掩护王室成员撤离科威特，率领科威特不多的士兵坚守王宫，不幸中弹身亡。同时又有消息称，萨巴赫亲王已经顺利撤离进入沙特阿拉伯境内。没有了亚奥理事会主席，谁来主持和领导亚运会？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经过两个不眠之夜，萨巴赫亲王英勇阵亡的消息最终被证实。

亚运会的准备工作在不安的气氛中继续。不久之后，传来消息，亚奥理事会临时由秘书长、印度人梅赫塔，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香港的沙理士和暂时代表科威特王室、萨巴赫家族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亲王组成临时班子施以领导。这个班子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从亚奥理事会中开除伊拉克；第二件事是决定萨巴赫亲王的长子、年轻的现任亚奥理事会主席阿赫迈德亲王顶替他父亲进入亚奥理事会执委会。在当时萨达姆嚣张的声势之下，海湾的阿拉伯国家首先作出的自然是政治上的反应，给出科威特王国依然存在的强烈的政治信号。

中国奥委会怎么办？两难的处境。第一，国际奥委会仍然维持着伊拉克奥委会的会籍。因为，从历史上看，国际奥委会开除过的会员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民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英国人操纵的南非奥委会，因为它直接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而且“屡教不改”。想当年，苏联出兵侵占阿富汗的时候，对苏联奥委会也没有动作。因此，维持伊拉克奥委会的席位并不违反奥林匹克宪章且亦有先例。

按当时国际奥委会的说法，（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这样的问题应由联合国去解决，而不是国际奥委会。第二，当时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情绪也不得不考虑。何况，当时已经有风声——如果北京亚运会允许伊拉克参加，一些阿拉伯国家将抵制北京亚运会。

紧接着，在北京召开了亚奥理事会执委会紧急会议。那时中国有两名执委，一位是陈先同志，他担任亚奥理事会副主席，另一个是我，我是体育委员会主席兼执委。会上讨论伊拉克问题时出现一面倒，大家都支持科威特，主张坚决开除伊拉克。原因之一是伊拉克奥委会主席乌代是萨达姆的长子，据说是他下令“提亚奥理事会主席萨巴赫的首级来见”。陈先同志始终一言不发，后来他去洗手间一去不返。

最后轮到我表态。如果我简单地说“我弃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中国还袒护伊拉克的印象”。我当时表示，我理解各位执委的看法，在当前的情况下，伊拉克运动员参加亚运会确实不太合适，因为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然而，国际奥委会的态度我们也不能置之不顾。因此，我觉得先暂停伊拉克的会籍是否也构成一个方案。因为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科威特必然会光复。关于阿赫迈德亲王自动进入亚奥理事会执委会的问题，我主张先欢迎他列席，然后通过代表大会补选程序后正式进入，这也完全符合章程，我的建议被一致通过。

不久在北京召开了亚奥理事会临时代表大会，主要议题就是讨论伊拉克奥委会的会籍问题，伊拉克奥委会副主席率领一个代表团参加了。会前，我专门找了伊拉克的代表，对他们表示，“请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们的安全。大势如此，在会上你们能不发言就不发言，以免挑动情绪。”表决时，中国投了弃权票，还有几票弃权，没有反对票。伊拉克在票上写下了“我们抗议”几个字，按规定作为废票处理。于是伊拉克奥委会被停止了会籍，看来他们还是接受了我的看法。

次日，我采取严密安全措施，送走了伊拉克奥委会代表团，我怕出事，一直送他们到登机口。他们走了，可是伊拉克足球队仍然在中国训练，怎样送走他们，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伊拉克足球队是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前来中国训练的，开始安排在天津，事件爆发后，我就很紧张，怕出问题。我找了他们领队谈，劝他们暂时先回国。我告诉他们在中国阿拉伯国家留学生不少，考虑到特殊的形势，我也很难保证队员外出的安全。没想到伊拉克队不但坚持不走，而且伊拉克奥委会主席乌代还给我打电话，说两架专机要送伊拉克代表团先期抵京参加北京亚运会。这显然是在施加压力。最后一次他甚至在电话中说道：“我们的专机将于巴格达时间23：00起飞去北京，有关飞行资料马上传真给你，希望给予协助。”我当时也急了，“主席先生，您也知道，一个国家的领空是不能擅入的。我现在告诉您，我们无法按排伊拉克运动员先期来北京训练，原因你我都是清楚的。望等候通知。”

当时，亚奥理事会还没有作出最终决议。我派了几名阿拉伯翻译“看住”这支伊拉克足球队，并把他们由天津秘密转移到河北基地训练。

最终伊拉克被停止会籍，不能参加北京亚运会，伊拉克足球队答应回国，然而各外国航空公司都拒绝搭载他们，怕惹祸上身。毫不容易才联系妥了约旦航空公司的班机，送往香港中转。北京亚运会开幕当天的中午12点32分，我把他们送上了飞机，待飞机升空，我才放心地离开首都国际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