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汉城奥运会是我们遭遇的一个挫折。在这届奥运会上，我们的金牌数从1984年的15块下降到5块，当时有个报告文学作家写了篇纪实，名曰“兵败汉城”。

【汉城得失】

这届奥运会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宣布“不参加”外，没有出现公开的抵制。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开始进入改革进程。冷战期间的紧张关系趋于缓和，苏联和东欧国家运动员都为大显身手做好了充分准备，而我们相对而言却显得准备不足。当时，我们的强项与苏联、东欧甚至韩国的强项重叠，备受冲击，而上届奥运冠军中国女排也出人意料地掉到第七。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举国体制”稍有放松就可能“全盘皆输”。

萨马兰奇对于汉城奥运会颇为满意。在之前两届比赛屡遭抵制的局面扭转过来后，他又在思考着如何让奥运会更上一层楼。拓宽比赛项目是萨马兰奇最直接的想法，他认为奥运会不能固守传统项目，有些项目即便普及度有限，却因为其“老资格”、“有传统”而被保留在奥运会之内，可是有些真正在世界范围普及，并且商业开发包括电视收视率高的项目，反而进不了奥运会。萨马兰奇私下告诉我，他在考虑适当地“扩军”。此后，跆拳道、沙滩排球、羽毛球和铁人三项等陆续进入就是一个实证。在这方面，我们抓住的是羽毛球。

在汉城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切实地感受到中国奥委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分量日益增大。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先生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如何更大地发挥他的作用，也是国际奥委会领导层考虑的问题。于是，一个预案进入日程——在1989年的波多黎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增加一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人选，进入执委会。何振梁自然成为国际奥委会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当时大家对于是“之一”还是“唯一”尚存疑问。不过1989年的选举结果表明，当时的考虑是“唯一”。

汉城奥运会我们的最大遗憾无疑是只获得五块金牌，而韩国取得了总分第三的位置，这也是他们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最佳成绩。回国后，我们立刻对这次挫折进行总结，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韩国运动员近军事化的封闭训练，以及他们聘请有经验的外国教练，是他们取得突破成绩的决定性因素。此后，我们派人专门去韩国考察了他们的训练基地——泰陵训练中心。

【新版梁祝】

这届汉城奥运会上发生的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有些参赛国家的运动员和官员“滞留不归”，让韩国政府的官员大伤脑筋。

首先是一些运动员和官员比赛结束后擅离奥运村不归，其中有的是到汉城以外的城市去玩去了，有的则是有意寻求所谓的“政治避难”。据悉，最后滞留的人数近百人，组委会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处理完善后工作，没有接受一个人“政治避难”。

中国代表团内也爆出了一桩“喜事”。我国一名女乒乓球运动员与韩国一名男乒乓球运动员自由恋爱，并决定在汉城奥运会后结婚，据称他们还要邀请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参加婚礼。这件事由组委会正式告知我，希望我从中促成，“以显示韩中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此事棘手。一方面，我们不便反对国际自由恋爱，因为当时这样的事在国内外都有发生；另一方面，一旦结婚后新娘的随团返国如何解决，因为这与双方赛前达成的如数而返的承诺密切相关。而且感情问题颇为微妙，容易暂时失去理性，为此，我要求韩国乒协“控制好”韩国运动员的感情，并声明我并不反对他们之间的自由婚恋，但至少也需要得到女方家长同意。韩国乒协急忙表示，“我们绝对没有挖中国运动队墙脚的意思”，而且他们保证按我们的要求做。我们也做了那位女运动员的工作，答应将来“明媒正娶”，根据程序和法律办事，绝不会阻挠这桩双方情愿的婚姻。就在我们做这些“地下工作”的同时，媒体对于此事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炒作，我记得其中一家报纸写道：这是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

通过正当程序和手续，这对新人最后如愿终成眷属。后来我去韩国时，他们还请我吃饭，大家同桌回忆这段佳话……

【夹缝突围】

正在我们热火朝天准备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这场政治风波。不少国家出于对我国国情和事件真相的不明，同时也受到一些敌视中国的人的煽动，冻结了与我国正常的国际交往。

面对来自国际大环境的施压，中国奥委会并没有悲观失望，我们认为，依靠体育这条管道，我们仍可以与世界广泛沟通，使国际体育界能判明是非真相，维持与我国原计划中的体育交流，逐步打破对我国的所谓“制裁”。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要办成而且要办好1990年北京亚运会，并且一定要把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以及亚奥理事会的所有会员都邀请到北京，共同欢庆北京亚运会。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这个目标实现的难度不小。

作为第一步，在我们国家从总体上暂停举办已经计划的大型国际活动的方针之下，我们专门与外交部协商，维持原计划在中国举行的亚洲或国际级赛事，而且我们会全力争取有更多国家和地区参加。为此，我们以各种方式保持着与国际体育界的联系，澄清各种谣传。一位好心的海外朋友给我家打电话，问我是否被枪弹打伤了脚。我告诉他，今晚我就要与你认识的一个人在奥林匹克饭店共进晚餐，届时我叫他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他所见到的一切。通过个人关系的私交更有利于澄清误解，说明真相。我们于是大量采用这种电话直接沟通和交流的手段，通告大家我们这里一切正常。

经过一个阶段的工作和沟通，我们成功地邀请到亚奥理事会主席萨巴赫亲王访华，考察1990年亚运会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