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委会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后，马上面临两件事需要解决：一件是准备参加1980年在美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及当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另一件则是如何处理台湾用什么旗入场、得奖后奏什么歌？

血浓于水

首当其冲的是国际奥委会要与中国台北奥委会达成协议。我们是在第二线，台湾提出的旗、歌方案必须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台湾方面打出了第一张牌：要求修改奥林匹克宪章，在奥运会上都不打国旗，改打奥委会旗。这一点，国际奥委会当然不会接受，我们也不同意。

接着，他们提出了以国民党青天白日党徽为中心，以梅花为外延下加五环的旗的图样，以及梅花颂歌曲曲调的会歌的乐谱。对于这样的改变，国内各个方面又出现了分歧性意见，于是这场公案最后又送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定夺。小平同志用铅笔划了个大圈表示同意，这样，国际奥委会才把此事最终确定下来。从此，大陆和台湾运动员进入了同场竞技的新阶段。

我们匆忙地组织队伍，参加在美国普拉希德湖市举行的冬季奥运会，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引导中国运动员进行奥运会的入场式，意义重大，可惜最终我们成绩平平，什么牌也没有获得。然而，正当我们积极准备莫斯科奥运会的时刻，国际上的一个政治事件使得我国政府与其他不少国家政府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尽管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但在是否派人去莫斯科，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一系列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代表大会，借以巩固我们的席位等问题上，大家多少存有异议。最后的决策是派少数几个人去，参与各种各样的会议。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国体育界的高级官员都没能拿到苏联的入境签证。只有像我这样只是副处级的小官，在受到百般刁难之下，最后一分钟得到了签证，分批飞抵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后，我自然想起当年对萨马兰奇先生的承诺——支持他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我很快主动找到了萨马兰奇先生的竞选班子。我对他说：“中国人言必信，行必果。中国目前还没有国际奥委会委员，没有投票权。可是我还是来了，你看我能帮你做什么，你就吩咐吧。”萨马兰奇当时也很感动，说中国人够意思。我当然干不了“拉票”的大事，只能在他的竞选办公室里打杂。这样便建立了与萨马兰奇主席的持续友谊，我总是称萨马兰奇“主席先生”，他总是叫我“我的朋友”。

在莫斯科，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与台湾体育界的人士面对面了，他们也没有派运动员参加运动会。彼此一照面，他们虽然人多也显得有些紧张。我们想多与他们接触，他们却总是躲着我们。例外的只有两人，一个是纪政女士，一个就是现在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先生。

纪政与我们大谈田径运动，我们的一些运动员的情况，她都非常了解，她说她羡慕大陆运动员的训练条件，还说很想到大陆看看。吴经国先生则主要谈生意，因为他当时在经商，这次是初次介入体育事务。台湾的几位体育界元老也都到了莫斯科，他们是从大陆过去的，表面上拘谨，心里还是想多了解点大陆的真实情况。我们就决定与他们不谈政治，只叙同胞之情。

这样到后期，大家就慢慢地谈得来了……

煮酒论英雄

当时的背景下，国际游泳联合会是一个比较“顽固”的联合会，他们拒不接受国际奥委会的模式以处理中国在国际泳联中的代表权问题。我们找时任国际泳联主席、一位墨西哥人士商量过好几回，他的答复一成不变：“只要我当主席，我就有我的处理方式，我不听任何人的。”

于是，我们一致认定希望只能寄托在这次代表大会他不再连任之上。可是这位墨西哥主席本人似乎志在必得，坚持要连选连任。我们转而只能寻求从他的竞争对手、南斯拉夫候选人兰巴萨先生那里找到突破口。

选举前的那天晚上，我自然地去拜访兰巴萨先生。他曾是一个水球运动员，人高马大、性格豪爽。一见面，兰巴萨先生二话没说就请我喝酒，打开一瓶威士忌说，喝完了还有一瓶！我开门见山表明了立场——支持他竞选国际泳联主席，兰巴萨哈哈大笑说道：“你们还没有投票权，凭什么支持我呢？！”我说我们从道义上也要支持他，并告诉他我们都知道他是运动员出身，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主席。这话他听了之后颇为高兴，马上与我干了第一杯酒。

紧接着，我们商量他第二天竞选的策略。当时的情形相对明朗，兰巴萨在亚洲、欧洲占优势，不过不清楚非洲是否支持他。我立刻说，非洲我有朋友，我去说服他们支持你。他又高兴了，于是再干一大杯。趁他兴奋之际，我单刀直入：“明天你一旦当选，能不能马上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他没有丝毫停顿，而是问程序上是否可行。我回答说，“在你当选后，第一时间就会上台主持代表大会，议程中还剩最后一项“其他事项”，你可以利用主席权力，提出一个决议案交付代表们讨论和表决。”

兰巴萨思索了片刻，说咱们再喝一杯酒。酒杯见底后，他的答复毫不含糊，“我试试看，你马上给我起草个提案搞！”我立刻就在他的房间起草了一个决议案，他看了看说行，并交待我当晚回去后打印好150份，第二天送到会场。

第二天，我一早就赶到会场等着开门，然后遍寻认识的非洲朋友，请他们支持中国，并告诉他们投票支持兰巴萨当主席就是支持中国。非洲朋友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我当然不便把这最后一手透露给他们，万一消息走漏，此计败矣。上天不负有心人，最后的投票表决结果，兰巴萨以较大优势当选。我马上把按照兰巴萨要求打印的150份提案稿交给他的助手，提醒他：该办我们的事了！

会场的一片热烈掌声中，兰巴萨先生登上主席台，发表了就职演说。高谈阔论之后，他将中国代表权问题提案散发给所有在场代表审议。一切按照我们既定的程序顺利进行，没有经过太多争论，提案就通过了。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之后的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

在那之前，奥运会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奥运会经过1968年墨西哥学生血案、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恐怖血案、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所谓“陷阱”，以及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政治抵制，已经很少有城市敢于冒风险去申办奥运会了。1984年的奥运会，一度面临没有谁愿意举办的难堪局面。某种程度上，它也成为萨马兰奇改革成果的展示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