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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eam of Co nqueror
几天后的7月1日，我就满30岁了。2年前我参加了自己的第一个国际大赛——欧洲杯，今年又参加了世界杯。有了这一切，曼联俱乐部的那点麻烦也就不算什么了。我现在想的只是赢得世界杯，然后回荷兰开我的那辆梅塞德斯CL55。这辆车是我的梦想，我永远不会把它卖掉。世界杯开始后，媒体的压力不再集中到我身上，也不会集中到范德萨、科库或者罗本身上。我们还有很多年轻队员，他们是新一代的橙衣军团，我再也感觉不到压力。
巴斯滕是个好教练，我深知他对433阵型的迷恋。中场中路有一个核心，然后两边是出色的边前卫。根据他的安排，每次进攻都能解放出一名球员进行有效地传球。用荷兰语来说，我们的特点是duidelijk，这个词的意思介于“清晰、明白”和“诊所的、手术刀式的”之间。巴斯滕找来一个专家专门负责用180度的视角拍我们的比赛，我们每次战术解析都是在分析场上22名队员的跑位。巴斯滕会明确地指出我的这次或者那次无球跑动很愚蠢，破坏了球队的平衡。对于这一切，我心服口服。巴斯滕做教练与做球员时同样利落，他总是一针见血，不会说客气话。没人会介意，因为大家都爱戴他的直率和诚实。巴斯滕的大名单中80％的人都没有太多的国际大赛经验，但是他却让我们感觉自己像是征服者。巴斯滕选队员的眼光独到，才华是唯一的因素。
巴斯滕让我回忆起艾德沃卡特。直到2003年的时候，艾德沃卡特都没能在我和克鲁伊维特中间做出选择。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应该明白不可能让两个人都满意。最后逼得我去问他：“到底是我还是他？”在那之前，艾德沃卡特总是说“你踢前60分钟，然后是克鲁伊维特”，或者反过来。终于，我讨了个说法，和艾德沃卡特一起度过了一届不错的欧洲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向他证明：“为了橙色我愿意去死。”大家都说荷兰队是输在场外，原因是没有纪律、过于注重个人表现……。艾德沃卡特没有得到媒体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克鲁伊夫的支持，总理也出来批评他。艾德沃卡特很勇敢，但是他错在不该在意媒体。巴斯滕就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任何说法都不能影响他。
谈起橙色军团的时候，我就会激动得浑身热血沸腾，然后脑子空白5秒钟，随后一些名字鱼贯而过：克鲁伊夫、内斯肯斯、巴斯滕、古力特、科曼、里杰卡尔德……荷兰国家队对整个国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1988年我们夺得欧洲杯的石斛，那年我12岁，那时所有的房子和街道都装修成了橙色。我的精神信仰始于1974年荷兰输给前西德，虽然当时我还没出生，但荷兰足球的现代史是从那一年开始的。
在那之前，我们只是世界地图上的一小点。1974年，全世界突然知道我们可以和任何强国抗衡。荷兰人民有了自信，所有国民都在努力工作，为了理想而奋斗，荷兰的经济也开始腾飞。克鲁伊夫就是我的切·格瓦拉，是荷兰人的总理、政治家、哲学家和大使。我们现在的总理巴尔肯内德，大家都叫他哈里·波特，因为他也带着眼镜。不过外国人不知道他，只知道克鲁伊夫。
我们这一代人都应该算是1974年出生的，每个人的父亲都会给儿子反复讲述1974年的故事，告诉我们“荷兰人应该夺得那届世界杯”，每个人的母亲都会说当时的自己泪流满面。那次失败的痛苦从父母那辈传给了我，我了解那场决赛的一切细节。不过大家都知道最大的赢家其实还是荷兰的全攻全守阵型，那时的荷兰足球将永载史册。1988年的巴斯滕一代是为了给前辈复仇而冲杀，今年我们依然矢志不改。尤其这次，我们又站在了德国的土地上。
复仇很难，我们是在攀登高山。我们已经过了第一个坎，杀出了死亡之组。巴斯滕的冷静和年轻队员的冲劲形成了“积极脉冲”的合力。这些年轻队员很多都刚刚升入阿贾克斯一线队，我刚来的时候甚至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我故意和他们套近乎，去他们房间里串门，拉着他们聊音乐、谈生活，最后他们终于开口问我足球方面的问题了。
当我年轻的时候，博格坎普在吃饭的时候就总坐在我旁边。我老找一些问题来问他，并自我激励：得找个有深度的问题，不能被他看扁了。球队中的老人就应该去讨好年轻队员，而不是反过来，这样大家才能一起进步。这些年轻人属于80一代，他们的参照标准不再是巴斯滕或者克鲁伊夫，而是克鲁伊维特、西多夫、戴维斯、范德萨和我。不过，当我们都披上橙色球衣，又变成了同一代人。
他们穿上球衣后，总是下意识地照镜子，他们会去嗅球衣的气息，感觉球衣的心跳，在镜子前走来走去。这些年轻人无所畏惧，到了球场上就放开踢球，什么都不管。他们还没有被污染，这正是我们去赢得世界杯的好时机。我已经30岁了，什么都得到了，现在也要和他们一起去做孩子。我希望在我生日那天能碰到德国队并且战胜他们，那将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世界杯。
每个人的父亲都会给儿子反复讲述1974年的故事，告诉我们“荷兰人应该夺得那届世界杯”，每个人的母亲都会说当时的自己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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