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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筠 发自汉堡
外国的记者可以如此随意地在德国街头游走。本报记者孙晓筠摄
一位西班牙记者问我：“为什么你只对世界杯感兴趣，难道你不喜欢音乐吗？”我真想敲爆这个帅哥的头———不要让我承受这6小时的时差。
从汉堡转道科隆，我已经开始担心后面的比赛我能不能还坐在媒体看台上享受世界杯了。
日本队被巴西打成4比1之后，我收到FIFA的第二封媒体球票的拒绝信———当亚洲球队一支接一支告别世界杯之后，亚洲媒体的球票份额也就越来越少，特别是当对阵双方是欧洲球队，并且是欧洲热门球队的时候。
出于这样一个悲哀甚至有点自轻自贱的理由，我在从汉诺威前往科隆的ICE高速列车上，第一次这样由衷地希望韩国队可以杀入十六强。
在世界杯场地新闻中心，中国记者往往被外国同行称赞敬业刻苦，尤其是像法兰克福、斯图加特这样的城市都专门为前来采访世界杯的记者组织记者沙龙，每个比赛日当晚，都会有音乐会或冷餐会。可是中国记者几乎从来无人参加，一位总是会在新闻中心与我碰面的西班牙记者尼古拉斯，在昨天比赛结束后问我：“为什么你只对世界杯感兴趣，难道你不喜欢音乐吗？”我真想敲爆这个帅哥的头———不要让我承受这6小时的时差，不要让我每场比赛前都忐忑不安地抢票，不要让我在进出新闻发布会与混合采访区时反复申请，我也知道爵士摇滚古典歌特。
可更打击我的是，这个天天穿着拖鞋的记者最纳闷的是：“中国又没进过世界杯（我纠正过他很多次，可他还是记不住中国曾经打过一次韩日世界杯），你为什么需要工作那么长时间呢？”
他哪里知道，身为中国球迷与记者，最大的痛楚就在于，我们就是无法得意，只能当当小鸡小狗，随着别人的命运升天或者入狱。“你们西班牙也好不到哪里去，迟早都逃不掉被淘汰的命！”我反复在心里这样想，恶狠狠地看着他逍遥地穿过新闻中心，哼着歌喝着咖啡，朝记者餐厅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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