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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朦胧的构想到切实的条款，CBA用了一年的时间终于垒筑起了新职业化联赛的门槛儿。而拿这个准入标准与现有俱乐部状况对照，几乎没有一家俱乐部合格，掀起改革的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说，这个标准其实就是一个政策导向，是希望以此推动CBA俱乐部朝这个方向去建设。 话虽如此，新联赛2005年底肯定开锣，留给各俱乐部调整、准备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足一年，对现有各俱乐部而言，任何一家要想在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融资、转制、建馆的一揽子工程都非易事，何况验收的时间提前到了今年春夏。 尽管各俱乐部投资人在5日的峰会之后个个热情高涨，新疆俱乐部的老总侯辉甚至断言“篮球的春天已经来了！”然而我们毕竟生存在一个物质时代，在春天到来之前，先要安全过冬。 宏观调控、信贷紧缩，俱乐部老板资金周转困难及各俱乐部改革基础薄弱是CBA改革调研小组总结的职业联赛推进的几大障碍。CBA十年以来，仅有广东宏远一家对外宣称收支平衡，小有盈余。其余各家俱乐部大多还是运动队和赞助企业两张皮。CBA的投资人也不像足球中超投资人那样个个财大气粗，准入标准讨论之初，设定的参赛保证金为1000万人民币，其后因投资人有异议下调为800万，而在5日的峰会上，这个为预防投资人中途撤资、保障球队球员基本收益的风险保证金最终定为600万。 而相对于人员关系来说，资金问题还只是小麻烦。16家入围俱乐部中仅有广东宏远、陕西东盛、北京奥神少数几家俱乐部对球员拥有人事权，其余俱乐部大多受制于当地体育管理部门。新联赛要想真正激活球员市场，不解决人员归属问题，很难迈开实质性的步伐。 看市场一片苍茫，望体制更是壁垒重重。李元伟曾笑言自己比大卫·斯特恩管得还多，“他就管个NBA，我这儿是CBA、国家队，还有青少年培养一个都不能少。”尽管CBA的改革得到了总局高层的支持，但是李元伟头上始终高悬利剑，为联赛改革保驾护航的不是市场，也不是媒体，而是国家队战绩。中国男篮雅典死里逃生，战胜塞黑，好歹完成了保十争八的任务，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赢了这场球，中国篮球的日子好过一些了！” 在新联赛准入草案里，我们随处可见这个中国篮球当家人的苦衷，“俱乐部要承担培养后备人才的义务，俱乐部必须拥有或协议拥有一支不少于12名注册球员的二线队伍”，“俱乐部每年提供给二线队伍的经费不少于50万”作为硬性必备条款写进了44条准则中。 上顶天雷，下生荆棘。再加上足球中超改革的连滚带爬，李元伟推行篮球改革风险丛生。在篮管中心内部，他曾为部下设题，“北京现代足球俱乐部罢赛以及足球中超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对篮球联赛改革有哪些警示？CBA联赛改革的途径及风险分析。” 官场谋生，乌纱为大。李元伟2003年6月才入主篮管中心，上任伊始便抛出职业化设想，其后设立调研小组和开发小组，历时一年终于推出准入标准细则。为何甘冒风险推进改革？这个外部温和内心果断的改革派自有立场。 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就连总局内部官员也常有2008之后何处去的感叹。作为市场经济之下的最后一块计划体制、举国体制的坚冰，北京奥运在业界被视为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而自1998年国家体委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成立各个项目中心，推行管办分离以来，足球、篮球这两个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项目，已经提前开始融化坚冰。而项目管理中心夹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备受责难和冲击。足球中超投资人是2004年的最大焦点人群，而篮球俱乐部早在1998年12月便掀动了第一次革命，他们成立了“中国篮球俱乐部联盟筹委会”，向篮管中心要权益要生存空间，1999年因为前卫俱乐部和奥神俱乐部合并，造成不公平竞争，其余十家俱乐部以此为由，再度打出联盟大旗，上书国家体育总局，甚至以罢赛为要挟最终迫使篮管中心收回成命。 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作为掌门人的李元伟始终摆脱不了救火队员的身份和角色，他下定决心“必须从总体上进行改革”。这是应时而需的一种革命，尽管外部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中国体育体制如果真正发生变革，李元伟的革命会彰显出其前瞻性和建设性。 而在此之外，由主管部门主动发起的变革也极大地为他们提供了主动权，举国体制下延承而来的赛事主办权和管理权，通过这个变革取得了合法的利益份额，CBA公司的股份组成正在酝酿之中，据称由中国篮协掌控的CBA公司要占到每家俱乐部10％的股份，而各俱乐部在CBA公司拥有的股份仅为1.5％，而这也为大变革之后的斗争和再度变革埋下了伏笔。 注：人人献爱心，但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列出体育界的主要援助行动。国内体坛的捐款活动也全面展开。国家体育总局设立了捐款点，发动总局全体人员献爱心，总局直属各单位和训练部门也都设立了捐款点，活动开展之中，具体数额还未有统计。另外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近日已经有媒体爆出某些不法分子利用为海啸捐款的名目鱼目混珠，骗取钱财，请务必确认捐款流向再做行动，以免上当。 (编辑：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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