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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乔迁新居与小姐同住一楼 球员隔三差五出入小陪房 孝敬大哥小姐作陪 洗桑拿男女同乐--揭开足坛黑幕 割腕成就婚姻 迷奸女模特—中超球员私生活大揭密 新欢 我远远地逃到了广州，在一家全国性周报里做着自认为比足球报道更有价值的工作。 在温暖的南国，好兄弟小超早已安排好了连续一星期的酒宴。我们夜夜欢饮，不醉不归。有一天晚上，他到了家门口却不肯上楼，显然是疯劲还没过去呢，那时候刚过完春节，即使广州的半夜，也是寒气逼人，老鼠回到洞里都要披上空调被。小超其实没喝太多，却躺在柏油马路上，快乐地唱歌。朋友们扶他起来的时候，小超动情地说，我他妈真为关大(我大学时代的学名)高兴啊，他终于找到了真实的生活，告别了漫长的青春期。一个不轻易表达情感的兄弟，为了我的青春期结束欣慰到这个程度，可见我过去傻逼到何种让小超痛苦的地步。 与过去总是围绕十多个足球低能儿的名字骂骂咧咧不同，在新的报社，每周都要面对海量的新闻和故事，艾滋孤儿的命运，非典遗留的困厄，北京胡同危机，民间对日索赔……值得倾注感情的东西从来没有这么多。中国足球，在我的世界里逐渐成为一个不起眼的词汇，只有在它喧闹成重要社会新闻(比如投资人弹劾足协)的时候，才给予礼节性的关心。 其实你不要听信我吹牛，所谓礼节性关心，却是我为中国足球献了旷古未有的一次殷勤。那天我在6小时内出击20多次，直取一个东北胖子——由于用的是自家住宅电话，现在还心痛不已——我说我是XX周末的想联系采访这次采访对中超革命的影响或许在若干年后才看得真切云云，没想到胖子居然刀枪不入，6个小时之内的理由都是对不起我在开会太忙了实在是对不起啊。我靠，开会连开6个小时，拯救中超的希望不一定增加，倒是容易整出肛瘘来。我继续献殷勤，这次换成了装逼方式。我给胖子发了一份传真，意思是你策划的这次叛乱很及时很轰动，但是你必须认识到它已经超出了足球的范畴，于是需要一种超出足球的洞察力，你应该与我们这样的全国牛逼媒体合作，只有我们才真正有资格为这次叛乱的价值和性质下一个定论。 胖子显然是被我的气势吓傻了，所以没敢回传真。虽然这种牛逼方式不适合与采访对象进行沟通，但圣母玛利亚作证，我当时确实认为自己对这场所谓的足球革命比那些跟风记者更有发言权。 与胖子终于没进行对话，此后的中超“革命党”渐渐失势被足协反复玩弄，既然没接受我的殷勤，我也就爱莫能助了，你们自己玩吧。 其实我想说的是，当足球完全成为身外之物，与其保持一定距离的时候，它反倒变得清晰起来，甚至不像原来那样被简单地视为一坨狗屎。我远远地看着它，目光冷峻又慈祥。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写下了分析中国足球文化的万言书，它故做思考状，其实这思考如同张艺谋的武侠片，炫耀却浅薄。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继续混迹于足球媒体，即使这么一个粗鄙货色，也是断断写不出来的。 花城广州，好楼盘无数，哪怕你最终只在其中认定一所高尚社区，那也肯定是我和小超居住过的丽江花园。社区的中心是一面足球场大小的湖水，金鱼多得简直可以把水面的几只大白鹅托起来。很多个周末，我们在中午和晚上的两顿小酒之间都是这么度过的——先是一起研究欧洲足球联赛的310课题，边打麻将边研究，然后去买彩票，顺便买回几个馒头，回来就蹲在湖边喂鱼。我们先是拿着馒头进行挑逗，在湖面上空划一个大弧线，密密麻麻的金鱼也在水下追逐着，划出优美的弧线。后来我尝试着拿馒头在空中写出“中国足协大SB”，金鱼们学不上来，但还是集体露出会心一笑。 与我们投到水中的馒头的下场差不多，每周扔到足彩事业的几百块钱也很难收回，都等于做了善事，打了水漂。但湖中的金鱼作证，这里曾生活过一群神仙，偶尔谈论凡间的足球，神采飞扬。 在我生活的城市，经常可以遇到两个先于我离开足球的美女记者——任田和李响，她们生活在与中国足球的灰头土脸不相干的清净之地，怡然自得，越发的活色生香。 与她们一样，我也认识到，在足球面前做个寡情之人是多么幸福。 记得以前做足球记者的时候，会收到周围艳羡的目光无数枚。大家流着口水对我说，能把爱好与职业完美结合，即使给个皇帝的职位也不换啊。 你要是这么认为，就拿皇帝的职位来跟我换吧，我不嫌弃。在我看来，不以足球谋生，或许恰恰是对那份热爱的尊重。 虐恋结束，烦闷结束，“爱无能”结束。LET'S GO，让我开始寻找新欢吧，孔雀开屏啦。只可惜，任田和李响她们，要么贪婪旧情，要么好高鹜远，永远地失去了我的倾慕。 生活的经验教育我，新欢在别处，在远方。 乡间野狗发完情的季节，欧洲杯在葡萄牙开幕了。我买回一箱“蓝带”，每天夜深人不静的时候，开始长达六七小时的缠绵。嘿嘿，喝着冰镇啤酒，吃着小菜，在家里看那些远在天边的人踢着来劲的足球，此种神仙日子，美妙到完全不需要再去向往性生活。 球看得爽呆了，但高潮还没结束呢。差不多每场比赛之后，我都要意犹未尽地写上一篇评论。诚实点说，这动力部分地来自每篇几百元的高额稿费，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不需要自我强迫，也不需要麻木地谩骂。 每次写完欧洲杯球评的最后一个字，也意味着最后一滴晨露蒸发干净，太阳暖烘烘地从窗帘的缝隙拱进卧室，我也拱进臭烘烘的被窝，哼哼唧唧，如同一头饱暖淫欲都得到满足的圈养生猪，无比幸福地睡去。 赚取了大笔的钱，还体验了失去太久的快感，这个夏天，我占了足球一个无比巨大的便宜。它不是我曾经追逐过的那只足球，但似乎又与其关系暧昧，不可分割。 在感情方面，荒谬感也在慢慢消弭，我终于有能力让自己另有新欢啦。所谓新欢，其实是老情人——八年前暗恋过的那一位。写完这本书，赚够了彩礼钱，我就准备和她私定终身。 一个30好几的男人，他的初恋和婚姻，竟然都是拜足球之赐，功利一点去看，也算没有白跟着中国足球折腾20年。 2004年的深秋，我恰好生活在广州，于是就和朋友李响(还是要感谢足球的机缘，让我们在茫茫人海得遇如此珍贵的相识)一起，坐到了天河体育中心普通的10号看台。每个塑料坐席上，都有一副西门子移动提供的助威气棒，第一次以单纯的球迷身份观看中国队比赛的我们，十分笨拙地试验着怎么把气棒吹起来，谢天谢地，终于在比赛开始前掌握了这项技能。 在我未来漂泊不定的人生里，或许当我路过或客居某座城市，恰好中国足球队正在那里比赛，我还会选择做它的球迷——到现场而非电视机前，坐观众席而非记者席，拿气棒而非纸笔。这是我别无选择的祖国的代表队，这是我曾经倾注了20年痴情的一个象征，无论足球场里发生什么，那时候的我，愿意无条件地为之鼓噪90分钟。 11月17日的天河，既然有了敲击气棒这样的简单方式，很少有人愿意再去发出肉声。大家近乎盲目地敲击着这双不知道疼痛、劳累与悲喜的玩偶，震得四周空气刺耳又杂乱。我制造出来的噪音被携裹进洪流之中，如同被卷入狂风中的一次喘息，转瞬消逝。 此时的我清楚地知道，虽然轻薄而卑微，但这已经是我能为中国足球做出的最切实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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