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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 办起球迷协会才知道，它有自身无法抗拒的宿命，即除了没意义的事，该组织什么事也做不了。 假如在诸多的没意义行动中挑选出几件稍好一点的，那么辽大球迷协会的历史可以这样写：成立大会，收会费，在各级报纸露脸，声望日隆，收更多的会费，新生入校，再收会费。 其实会费数额很小，每人3元，肯定不足以建立一家职业俱乐部，而比数额更小的是正副会长的胆量，不可能把它私分了，又不知道能派上什么好用场。 与其他大学校园社团组织比起来，球迷协会的群众基础是最好的，社会地位却是最卑贱的。贱到最后，辽宁远东足球俱乐部发了善心，允许我们有组织地免费去球场看球。最多的时候，我们一次去了800多人。我丢了茶叶蛋之后许下的心愿，至此才得以实现。 那时候的球市只能靠廉价支撑，后来才了解到，免费看球的不仅有我们大学生，下岗工人退伍兵残疾人等等都可以，反正都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惟一被遗漏的大概就是沈阳鲁迅公园附近数不清的站街女。 球迷协会在我任上的颠峰之作，是介入到大学生艺术节的主流活动，搞了一次百多人参与的点球大奖赛。 《足球》报的知名记者赵震先生，曾是低我三届的师弟，去年在一起喝多了酒，突然想起什么：“我当初还参加了点球大赛，首轮就被淘汰，5块钱射了5下，你丫还记得不？你丫赔我5块钱，你丫赔我被欺骗的热情！”哎，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这等鸟事我哪里记得，我说5块钱能让你射5下，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但在内心深处，却觉得注定亏欠了这厮什么，永世不得翻身。 那次点球大赛，参加的人有100多，交钱的大约只有80——世界上但凡有权力的地方，哪还会有公平——刨去费用，剩下200多元都和几个兄弟喝酒了。快毕业了，我们的价值观发生转变，开始相信良心没有五香花生重要。这些混吃喝的人，现在多数是知名媒体的名记名编，有的甚至混迹于《南方周末》。追忆起来，惟一值得庆幸的是，身为会长，我那时还没学会贪污，而是与这些未来的大人物分享了人生污点。 非常担心，赵震这小子什么时候想出名想疯了，会站出来揭发我：关老师，你为什么不忏悔？！ 大学时代，这是我担任过主编的校刊的名字。在这个时代，我对于足球的纯情，事实上已经被出卖了，从最廉价的5元钱开始。 读者诸君，如果你们中的某一位，恰好在1993年的那场风雪里参加了辽宁大学的什么点球大赛，而且又不幸地交纳了5元参赛费，就请拿一把锥子，在这本书的作者名字上戳几个窟窿吧，除此之外，我无以偿还自己的歉疚。 还有一桩更严重的出卖纯情事件，发生在AC米兰到沈阳打商业比赛的1994年夏天。九十年代+AC米兰，这一时间与队名的组合，足可以让人觉得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身为伟大的辽大球迷协会的领袖，我荣幸地被主办者邀请去做票务组的小时工，而且还带去了几个比较亲近的朋友。 为了防伪，球票做的很繁琐，一张大票，标注看台座位号，印刷也很精美；一张小票，标明球票的等级和价钱，我记得最高的是880元，最便宜的也要100元。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把球票的两部分粘到一起，这样它才真正生效。作为酬劳，组委会发给我们每人一张100元面值的球票。 大票的数量固定，而且被严格监控，小票则由于粘贴中的难度，允许有一定的破损率。 这种球票制作程序，现在想来真是原始得要命啊。因为制度不够严谨，加之科学不够昌明，遂导致邪念不可避免地发生。 小时工之间都有一定距离，不耽误各自想心事。刚粘贴了几张票，我就突然发现，自己实在是太聪明了——要是私自留下一张880的小票，回去替换我的100元小票，不就可以坐到贵宾看台了吗？进而又想，要是我多弄几张880的小票，出去再买几张100元的球票，那岂不是…… 由于谨慎，我没敢多拿小票，好象只有四张；同样由于谨慎，我也没有把这个发现暗示给其他人。发财这事儿，还得看个人造化，你们要是不开窍，我也没办法。 结果回到宿舍之后，大家都悉悉簌簌掏出几张小票来，没有一个人证明自己是傻逼。大家相视而笑，都觉得别人笑的有些猥琐，独独自己不是。 当初诸葛亮与周瑜在手心写字，不约而同欲行龌龊之事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的笑容。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话还是有道理的。后来没舍得去贵宾席招摇，在巴雷西马尔蒂尼与几百元收入之间(后来球票贬值，880的票也只能卖300块)，我们大多选择了后者。揣着巨款看电视转播，那心里多塌实啊。 ——1990年代初，从北京红山口到北京体育大学那一段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穿着破旧运动外套的大男孩，向沿途的一些小卖店“批发”香烟。“现在那几家小卖店的老太太要是健在，见面还应该认识我呢。”那个时候，郝海东已经是甲级联赛劲旅八一队和中国国奥队的主力前锋。 1994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职业化，被足球人大胆却又略显羞怯地喊了出来。外面的一些球队据说穿得起名牌衣服住得起五星级酒店了，身在部队的郝海东和他的队友们当时的感觉并不明显，对他而言，现实的欣喜是，可以到更多的地方踢球比赛，可以把云南的烟、四川的酒、广东的小电器倒腾回来，再倒卖出去。—— 以上是我2003年为某报写下的文字，一边写稿，一边痴痴地想：批发香烟会赚几吊钱？显然不如倒卖球票无本而万利。在1994年，我尚未意识到，原来自己借助足球而觉醒的商业头脑，其实绝不逊色于年龄相仿的郝海东。可惜此后的故事发展实在是悲喜两重天，造化弄人，不说也罢。 由于自己尝到了足球的甜头，渐渐地，我也对罗西他们的“不作为”持有宽容之心。 足球这东西，若是再给我几次学坏的机会，后果不堪设想啊。 当然，我可以把右手放在《傻波依》的封面上发誓，尽管偶尔通过足球谋一点蝇头小利，但自己那时对中国足球的痴迷，仍是日月可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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