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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职业联赛兴起之初，就有一些足坛有识之士提出建立“俱乐部职业联盟”的动议，尽管这一倡议当时应者廖寥，或者说还没有取得普遍共识，但在其诞生之初便格外引人注目。 公开提出俱乐部职业联盟口号及相关思想的是原海狮俱乐部总经理章健。2000赛季，正处于人生事业高峰的章健向刚刚出任中国足协主席的阎世铎正式提出“联盟说”。章健的态度是，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痼疾在于产权不明、责权不明。职业联赛的实体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各甲A俱乐部，而操纵联赛的却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中国足协，这种暧昧的双重身份使足协始终处于国家体育总局和俱乐部的夹缝间两面为难，同时也严重伤害了俱乐部的参与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 章健的大胆创建在当时的足坛实在是“震耳发聩”的。不过，以阎世铎的身份似乎很难进行如此跨越度惊人的划时代变革，而当时的职业联赛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假球、黑哨、赌球现象虽以展露苗头，但尚未形成如今这般“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气候，还没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章健的提议虽获得阎世铎的赞赏，但在实践中却未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时隔两年，随着联赛的升级和各种问题的暴露，有关职业联盟的提法越发旗帜鲜明地摆到桌面上来。差不多在稍有规模的足协会议上，俱乐部方面总有人反复提出这一问题。尤其在实德系等派系纷争严重干扰足坛秩序后，各俱乐部愈发意识到，只有重新洗牌以职业联盟形式捍卫自身权益，才是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而两年前的重庆峰会上，力帆俱乐部总经理石雪清在质疑实德系存在合理性的同时，向主持会议的足协专职副主席杨一民再次郑重提出建立职业联盟，但仍不了了之。 此次借罢赛事件，“肇事者”国安俱乐部旧话重提，有趣的是，实德俱乐部居然能“拔刀相助”，这一联盟的异军突起使职业联盟的创建趋向复杂化。从客观角度讲，职业联盟的建立确实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大方向，其根本立足点是“放权”。在韩国、日本，联赛委员会和足协是分开的，前者专注联赛建设，后者着重于青少年培养与国字号球队的整顿等，而从效率原则讲，让足协一家承担如此“双项并举”的繁重任务也是不切实际的，俱乐部针对国外先进经验提出的“职业联盟说”确实是真知灼见。问题是，在中国目前这种特殊国情条件下，如何协调利益主体的俱乐部和作为半职能机关的中国足协间的复杂关联，这一议题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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